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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宪法》30条的规定，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依层级不同分为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三级(类)，相应地，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亦可分解为中央与自治区、中央与自治州以及中央与自治县三类。

近代以来，在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变革时期，通过政治动员来实施宪法，是宪法实施的一种主要思路。而一方面人民本身更要有更要有行宪的责任和能力。

中国共产党在参与民国时期宪法活动和构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继受了民国时期的宪法理论，同时结合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法学说，逐步发展形成了主流的宪法概念体系。在这种附属型的宪法实施过程中，宪法更多被视为政治的形式，必须随着政治的发展与时俱进。《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分别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职权。[7]参见上官丕亮：《宪法文本中的宪法实施及其相关概念辨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而且，宪法规范是一个体系结构，对其他宪法条款的法律解释也可能会影响到对这些条款的实施。

[9]参见前引[2]，张千帆文。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冯筱筠、周林麟、庄燕燕：《糊涂青年拒服兵役跑回家 兵役机关严厉惩处不手软》，载《中国国防报》2016年12月29日第01版等。

对于现代宪法学而言，所谓基本义务之基本，乃其关涉政治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和所有国民的生存[61]。其中以基本权利为题，得论文568篇。相反，涉及基本义务的理论研究，则相对被偏废及至冷落。彼时，宪法学界曾经爆发过一场宪法应否规定基本义务的争论。

参见蔡定剑：《关于什么是宪法》，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1期。此法虽粗疏简陋，难免管中窥豹，然公民基本义务理论研究之式微亦可见一斑。

然而，依其脉络，则其所谓的核心决定，不过是该义务规定的必要性与强制性，属于对前文王世杰书中基本义务形式化内涵的回归，本质上仍将基本义务等同于基本义务限制，笔者对此分析有所保留。对比这两个时期的公民义务，笔者认为，承袭自法国传统的义务类型，无论是兵役义务、纳税义务还是服从义务，其主体往往是抽象意义上的公民，其价值取向往往涉及国家之建构与维系，故而与理论上源于自然法而先于国家存在的基本权利有着本质区别。[34] 如张翔教授在其《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一文中认为，宪法第二章章名为公民的基本权和义务，并没有使基本义务的概念，从1954年宪法开始，我国宪法文本从没有使用基本义务这一概念。[46] 陈宝音编著：《外国社会主义宪法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117页。

而对于这一部分的具体化，既可以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也可通过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或者地方立法机关制定地方性法规等方式进行。[67] 参见王人博：《中国的近代性1840—191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在人民之义务到公民的基本义务的术语演变中 ，一方面自然有政权交替的影响，不过，在更大程度上则是由于宪法制定背后理论基础的变更。[78] 以688号解释为基础，还有学者根据基本义务的双重属性（即政治性与法律性）证成了基本义务的核心决定与非核心决定之分。

从该意义脉络出发，则第53条的规定不仅有公民应当遵守法秩序的规范内涵，它还强调了该法秩序在国家运行过程中的优先性。（三）广义法律保留下的二阶段具体化模式 由于宪法对于公民基本义务规定的抽象性，从广义的法律保留视角切入，则法律对于基本义务的具体化过程可以呈现为前后两个阶段。

[26]其所谓基本者，盖指这些义务乃制宪者认为任何个人所不可缺少或不可免除。根据马列主义学说，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存在与国家利益相对立的其他特殊利益，国家、社会、个人之间保持着辩证的、相互依存的一致性[46]。

上述几种观点所引起的争议，与现代宪法背景下公民义务范围的扩大不无关联。此外，由于十九世纪以后，个人主义发达之结果，已发生社会不安之现象[18]，传统的自由国家形象渐为社会国家所替代，以致该时期之法律观念，为之一变，从个人本位而转移至社会本位，从权利本位而转移至义务本位[19]。[40] 参见姜秉曦、张翔：《基本权利研究30年》，载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编：《中国宪法学三十年（1985-2015）》，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页。在这一概念演变的历史进程中，笔者认为，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以及政权的更迭，在不同的义务称谓之下，具体的公民义务类型的确发生了相当的变化。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自2015年11月至2016年3月，经媒体公开报道的相关案件至少已有11起，且发生地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九省份，涵盖了我国的东中西部，可见其范围之广、频次之高。该进路最早来自于德国。

作者简介：姜秉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2016级博士研究生。在这个规范体系的建构中，国家所呈现的形象自是我国宪法第5条第1款所规定的法治国家无疑了。

笔者认为，这两种来自不同传统、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公民义务规定，无法在同一基本义务概念下等同视之，否则有可能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分析上述条款，可以发现，前3个条文的4款规定散见于宪法第二章第33条至第51条之间。

在整个基本义务规范体系中，宪法文本中所采取的表述主要为判断句式，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的义务，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24] 如白鹏飞在其《宪法及宪政》中将义务分为七类，包括服从义务、纳税义务、兵役义务、参政义务、警察义务、强迫受教育之义务以及从事正当职业尽力劳动之义务。

由此可以引出该理论背后的一项预设，即立宪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建国的前提。而根据基本义务规范体系所建构的法治国家形象，其具体化自然也应当符合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如宪法序言最后一句，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二、  我国宪法学中基本义务概念的形成 义务一词，本非我国所固有，其由日本传来，[4]与作为己所根据之务的本务概念相对，乃与众共之之务也[5]。

[68] 日俄战事结束后，《大公报》旋即发文：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日俄战后中国所受之影响》，载《大公报》1905年4月13日。而作为与基本权利限制有本质区别的基本义务，其概念本身甚至都不一定能通过比例原则审查，更遑论如何通过立法对其进行具体化了。

[62] 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基本义务，即宪法所规定的构建作为共同体的国家并维系其存续而要求公民必须履行的责任。至此，基本义务在理论上的必然性与实践中的正当性共同证成了它在宪法学中的独立品格。

但如若祛除这些因素的影响，则臣民之义务、人民之义务与基本义务这三项概念，在功能意义上其实并无二致，它们均泛指由宪法所规定或者被认为应当由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必须履行的责任[41]，笔者统称之为公民的宪法义务[42]。[15] 谢瀛洲：《中华民国宪法论》，上海监狱出版社1948年版，第39-40页。

[66] 同前注63，章永乐文。参见李达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5-243页。《中外日报》称：近者甲辰日俄之战，知微之士闻之，亦曰：此战非日俄之战也，乃立宪专制二治术之战也。而对于这一层面的义务内涵，直至今日，学界仍从其与基本权利的关系着手予以界定，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就此关系而言，权利更为实现生存之手段的手段。而20世纪以来现代宪法的新纳义务类型则称之为一般宪法义务。

另有学者考证，义务一词最初很可能出自《万国公法》，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 P Matin）在翻译过程中创设，并随《万国公法》传入日本，被日本学界所接受，成为了日语中和制汉语的语汇。但目前权利与义务相一致仍是学界通说。

同前注⑥，韩大元书，第713页。第一阶段主要涉及对基本义务的核心内涵的界定、形成。